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投降诏书，东京街头一片死寂。许多日本军人呆呆站在收音机前，谁也没想到，那个以“皇军无敌”自傲的帝国文昌预应力钢绞线价格，会以这种方式宣布失败。而在远离东京的中国战场，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电台，盯着情报——因为大家都清楚，这场侵略战争的核心指挥者，正是那些坐镇总军司令部的日本陆军高层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不少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里，“日军总司令”几乎成了一个高频词。各路“司令”“总司令”满天飞，似乎只要是个日本高级军官，头上就能扣个“总司令”的帽子。但真要从军事编制的角度抠一抠，能被称为侵华日军“总司令”的，日本军人其实屈指可数。

从编制说起，这5个人究竟是谁，又是怎么一路走上审判台，或者躲过审判、拖到病榻上的？

一、中国战场的真正“最高指挥”，只有两块牌子

要弄清楚“总司令”有几人，不得不说一说日本陆军在二战中的最高战区编制——“总军”。

日本陆军战时的地面作战体系，大体是：总军之下有方面军，方面军之下是军，军以下还有师团、旅团等。一般来说，总军可以理解为一个大战区的最高统帅机关，才有资格被看成真正意义上的“总司令部”。

整个二战时期，日本一共组建过6个总军。放在侵华战争的语境下，其中真正直接负责中国战场的，只有两个总军级单位：

一个是“中国派遣军”，统辖日本在中国本土大部分占领区的陆军部队；

另一个是“关东军”，本来是驻扎在东北和朝鲜一带的侵略军，既参与对中国东北的统治，也对华北、蒙疆等地区产生巨大影响。

换句话说，只有担任这两大总军总司令的人，才能在严格意义上被视为“侵华日军总司令”。而那些在剧里动不动就自称“华北方面军总司令”“第×军总司令”的人物，按日本军制，只能叫“司令官”，算不上“总司令”。

时间线摆一下就更清楚了：

1939年9月，“中国派遣军”正式成立；

1942年10月，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“关东军总司令部”。

此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，先后在这两个位置上坐过的人，一共也就五位：西尾寿造、畑俊六、冈村宁次，分别统领中国派遣军；梅津美治郎、山田乙三则是关东军总司令。这五人，是侵华战争中真正意义上的“日军总司令”。

这五个人出身背景各不相同，性格脾气也不一样，但有一点高度一致——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，都重得压不住笔尖。

一、西尾寿造：出场最早，却落得个“德不配位”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华北、淞沪、南京、武汉……一场又一场大会战打下来，战线越拖越长，日本原有的军级编制已经不够用了。为了统一指挥侵华部队，日本参谋本部在1939年9月设立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”，首任总司令，就是西尾寿造。

这个人的军旅履历不算差：陆军士官学校、陆军大学校出身，干过师团长、军司令，按日本陆军的晋升轨迹，属于稳扎稳打的一路爬上来的那种。他被任命为首任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”，当时在日本军界也算风光一时。

但不得不说，西尾的能力与“总司令”这个位置，明显不在一个层级上。对华作战期间，他面对的是越来越顽强、越来越成熟的中国军队，又要一句话指挥多个战区，战略眼光却明显不足。

在1939年至1941年的中条山、南昌等战役中，日本虽有局部战术进展，却始终没能打垮中国的整体抗战能力。日本本土参谋本部对中国战场的焦虑越来越强，对西尾的评价也不断走低。

1941年3月，日本参谋本部干脆以“作战不力”为名，把西尾从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”位置撤下，调回本土当了个虚职——军事参议官。表面看是“荣退”，实际上就是换个地方闲置。

失去兵权后的西尾，性格里那点骄横浮躁反而暴露得更彻底。他嘴上不积德，经常在背后挖苦当时如日中天的东条英机，甚至在记者面前讥讽东条是“早上翻垃圾箱的人”。这种说话法，在日本军界无异于自掘坟墓。

东条英机心胸狭窄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。西尾这几句话，很快就传到了东条耳中。结果，西尾被进一步贬入预备役，相当于从前线的风光将帅，跌成了可有可无的“退休军人”。后来干脆转去做文职，再无军中发言权。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盟军对战犯分批逮捕，西尾寿造被列入第三批被捕对象，送进了监狱。由于他在战争后期已被剥夺一线兵权，再加上其人虽罪责不轻，但在中国战场上的决策责任，比起后来几任“总司令”要略轻，审判中没有被判处死刑。

从首任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”到被削去兵权，再到战后以战犯身份入狱，这个起点很高的人，硬生生把自己的路走窄了。德不配位，终究撑不起那块牌子。

二、畑俊六与冈村宁次：血债最重的两任“华中总司令”

如果说西尾寿造更多体现的是个人能力与局势不匹配，那么接任他的畑俊六，就是真正意义上在中国战场“坐得最久、背债最多”的那一个。

（一）畑俊六：唯一被送上东京审判的陆军元帅

1941年3月，畑俊六接替西尾，出任第二任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”。从这个时间点看，他正好赶上了中国战场形势的一个关键阶段。

畑俊六并不是刚入行的“新人”，而是一位经历丰富的老军官。早在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时期，他就参与过一线作战，后来升任陆军大将、元帅，是日本陆军系统里资历极重的一号人物。

担任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”后，畑的职责很明确：对中国战场全面统筹。他要负责审批、规划几乎所有重要会战，对作战方式、治安“肃正”、后方资源掠夺，都负有直接责任。在他任内，中国遭遇过多次惨烈的大会战，各地“扫荡”、化学武器、细菌战等罪行层出不穷。

直到1944年11月，战争局势已越来越对日本不利，畑俊六被调回广岛军管区任司令官。1945年8月6日，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时，他正好身在当地。由于所处位置距离爆心较远，他捡回了一条命。

日本投降之后，畑俊六因其军衔、职务和在侵略战争中的核心地位，被列为甲级战犯，于1945年9月13日被逮捕。后被列入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之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28人当中，畑俊六是唯一活着被押上审判席的日本陆军元帅——杉山元战前自杀，寺内寿一战败后病死南洋，畑成了唯一一个站在法庭上、身穿囚服的元帅级军人。

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正式开庭，直到1948年11月宣判，前后拖了两年多。对畑俊六的量刑，11名法官中有5人主张死刑，6人主张终身监禁，最终以无期徒刑定案。

从战争责任角度看，他的罪行本不止如此。从统筹侵华会战，到默许、纵容各类暴行，畑俊六与中国人民的血债，沉重到难以用简单几个数字衡量。只不过因为审判时的各种考量，他从绞刑架边上逃了一条命而已。

（二）冈村宁次：“三光政策”的推动者，最后在南京签字投降

1944年11月，畑俊六回国，继任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”的，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——冈村宁次。

在整个抗战史中，冈村宁次的名字几乎无处不在。他早在1930年代就多次在华北任职，担任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，算得上“老侵略分子”。对中国地理环境、军队状况都极为熟悉。

冈村宁次以残忍著称。在华北和华中地区，他主持推动的“治安强化运动”“三光政策”（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），给中国广大农村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。许多地方的“扫荡”行动，实际上就是他一手规划。

更恶名昭著的是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，曾长期隶属关东军系统，也与冈村所在体系有直接的上下关系。虽然细菌部队的具体运作由石井四郎一类人实施，但高级统帅对其存在、扩张默许甚至支持，是不可回避的事实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冈村宁次以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”的身份，代表日军在南京向中国政府投降。9月9日，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，他在投降书上签字，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本土正式投降的标志性时刻之一。

按常理推演，以他的职务与罪行，战后理应被送上军事法庭。然而，现实的走向却出现了微妙转折。

战后初期，冈村宁次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，直到1948年被押往上海候审。表面上看，他已经走上了战犯审判的程序。但由于国民政府在当时的政治考量，认为冈村对内战情报和日军旧部掌握情况“还有利用价值”，在具体处理上采取了不同态度。

调查中，冈村宁次被“重点保护”，最终逃过了公开审判，后被秘密遣返回日本。法律上的制裁，似乎从他身边绕开。

然而，他的个人遭际却远不算安稳。早在战争期间，他的小儿子因心脏病早亡，妻子因悲痛过度，次年抑郁去世。1962年4月，他唯一在世的长子冈村忠正突然暴毙，自此直系亲属全部离世。

失去亲人的打击，再加上肺病折磨，冈村宁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精神状态越来越糟。1966年，他因心脏病突发死亡，享年82岁。活得虽长，锚索却落得个孤身一人、无子无孙的结局。

从战场上的不可一世，到晚年的孤苦无依，这个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“总司令”，终究没能逃出另一种意义上的“清算”。

三、关东军两任“总司令”：一个死在监狱，一个在改造中低头

如果说“中国派遣军”是在正面战场挥刀的侵略主力，那么关东军，则是东北沦陷、细菌战实验、殖民统治的幕后黑手。这个部队号称“帝国陆军精锐中的精锐”，却在侵华战争中扮演了极其阴暗的一角。

1942年10月，关东军司令部由军级升格为总军级，“关东军总司令部”正式成立。自此到战败投降，关东军总司令一职，一共由两人担任：梅津美治郎和山田乙三。

（一）梅津美治郎：签下投降书，却没逃过病死狱中的结局

1942年10月，关东军升级为总军级部队时，原来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，顺势成为第一任“关东军总司令”。

梅津的性格，用当时日本同僚的话形容，“乖张、强硬、好战”。他长期在陆军内部担任要职，是典型的强硬派。关东军扩张、对苏备战、在东北推行残酷殖民统治的诸多政策，都与他有直接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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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侵华方面，关东军不仅是东北伪满洲国的实际主宰，还大力支持和庇护了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扩张。大量中国平民和战俘，被作为人体实验对象送进各种“研究所”，这背后，是关东军高层的授意与纵容。

1944年7月，梅津美治郎调回日本本土，后来出任参谋总长。1945年9月2日，日本在东京湾的“密苏里号”战舰上举行正式投降仪式时，代表日本陆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人，正是时任参谋总长的梅津美治郎。

签字之后不久，他就在东京被盟军逮捕，送入著名的“鸭巢监狱”。1946年开始，他同样被押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列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。

审理过程中，有一件事被多次提及：在日本已决定投降的那段时间里，梅津曾召集各地日军高级将领到家中，要求他们签署文件，保证绝对遵守投降命令，并当面警告：“违背命令者，将被视为叛军。”这一做法，一定程度上堵住了部分军人企图“继续抵抗”的借口。

也正因为这一点，有法官认为，虽然他罪行重大，但在投降阶段的态度，略有“减轻处罚”的理由；再加上他罹患晚期直肠癌，身体状态极差，结果在量刑表决时，出现了与畑俊六类似的一幕——6票支持无期徒刑，5票支持死刑，最终还是判了无期徒刑。

不过，这个判决对于梅津来说，并没有真正执行太久。他在获判不久，就因直肠癌恶化，在鸭巢监狱中痛苦死去，连正式进入长期服刑阶段都没撑到。

从参谋总长，到战败签字的代表，再到病死狱中，梅津美治郎的命运走向，说明战争的账，不可能只算在某一场会战上。那些写在军令、文件里的东西，迟早会在法庭上一条条翻出来。

（二）山田乙三：从“修筑工事、掠夺粮食”到劳改改造

1944年7月，梅津美治郎回国后，原在其他战线上任职的山田乙三，被调任关东军总司令。这也是关东军最后一任“总司令”。

当他接手的时候，日本已经处在战略彻底被动的局面。太平洋战场损失惨重，日本本土能源、物资紧张，关东军再也不可能像1930年代那样肆意扩军扩线。但即便如此，对东北的压榨却丝毫没有减弱。

山田乙三任内，关东军继续从东北大量掠夺资源，据统计，他在职期间向日本本土运送粮食达数百万吨规模，严重损害了当地民众的生存基础。同时，以“经济犯”等名义大规模逮捕、迫害当地民众，据有关资料统计，仅这一名目下就牵连了三十多万人。

更危险的是，在兵力日益不足的情况下，关东军高层对细菌战、筑垒工事等“以地代兵”的手段愈发依赖，各地被强迫修筑防御工事的人中，有大量无辜中国平民，被折磨致死者不计其数。

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对日宣战，发起对关东军的全面进攻。关东军在兵力空虚、主力南调的情况下迅速崩溃。日本宣布投降后，山田乙三被苏军俘获，作为战俘押往伯力附近的战俘营，后来被判处在劳动感化营劳动25年。

不过，他在苏联服刑时间并不长。1950年8月1日，山田乙三被苏联移交给中国，当日押抵绥芬河。踏上中国土地时，他很清楚自己在东北犯下了多少罪行，心里明白：“这回，多半活不成了。”

出乎他意料的是，中国方面并没有立即对他处以死刑，而是安排他在东北多处惨案遗址——包括万人坑等地——进行参观，并组织受害者家属当面控诉。面对一块块白骨和一张张控诉书，山田乙三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。

在之后的管理、审查和改造中，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侵略者的责任，多次书面认罪检讨，配合调查材料整理。其在劳改期间的表现，被工作人员记录为“认罪态度较为真诚”。

1956年，中国政府在一次特赦中，对部分在押日本战犯作出宽大处理。由于山田乙三改造期间态度转变明显，被列入特赦名单，获准返回日本。就五名“侵华日军总司令”而言，他的结局无疑是最轻的一位。

从关东军最高指挥，到劳改战犯，再到获释回国，山田乙三的一生，某种意义上就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一个极端对照：前半生在地图上画线，后半生在审讯记录上签字。

四、五名“总司令”的共同责任与各自结局

把时间线和人物重新梳理一下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五个名字的顺序和位置：

1939年9月至1941年3月，西尾寿造任中国派遣军首任总司令；

1941年3月至1944年11月，畑俊六继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；

1944年11月至1945年日本投降，冈村宁次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，并在南京签署投降书；

1942年10月至1944年7月，梅津美治郎担任关东军首任总司令，后回国任参谋总长，并代表陆军在密苏里号上签字；

1944年7月至战败，山田乙三担任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。

从头到尾，真正能以“总军总司令”身份对中国战场发号施令的，只有这五个人。这一点，在日本陆军战时编制结构中，是可以清楚查证的。

如果把他们的结局放在一起做个对照，会看到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格局：

西尾寿造，因能力有限提早被撤职，战后被逮捕，却未被判死；

畑俊六，身为唯一在东京审判中出庭的陆军元帅，背负累累血债，却以一票之差免于绞刑，被判无期；

冈村宁次，血债沉重，却因政治因素逃过军事法庭审判，晚年陷入家庭悲剧，绝子绝孙而死；

梅津美治郎，战败签字代表，战犯审判中同样被判无期徒刑，却因直肠癌死在监狱病床上；

山田乙三，在关东军总司令任内延续掠夺和压迫政策，战后被苏联和中国分别羁押，改造中认罪态度较彻底，最终获特赦返国。

从结果来看，有人死在牢里，有人倒在病榻，有人背着骂名苟活，有人被宽恕返回故乡。表面看是“命运不同”，但在侵略战争的框架之下，他们都逃不开一个共同的事实——作为最高统帅，他们对战火烧向中国负有主要责任，对中国军民的巨大伤害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。

试想一下，若只从某一场战役、某一次扫荡去追究具体执行者，而不追溯到签署命令、制定政策的那几张脸，侵略战争这笔账，始终算不完整。正是因为这种层层追责，东京审判、各地战犯审理才显得尤为重要。

侵华战争结束多年之后，这五个名字依旧绕不开。无论是翻阅档案，还是整理战史，只要涉及日军的整体战略和指挥系统，绕回去看，总能看到他们的签名、命令和批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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